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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磅原创!朱小黄、张岸元:境外债权展期后的归宿:人民币化和股权化

2020-04-30| 发布者: xiaobian| 查看: 11859

海外债权展期只是权宜之计,较大规模重组可能不可避免。这是我国际金融运作能力面临的一次大考。双边渠道下,应将债务处理的展期、打折、豁免三个阶段,拓展为展期、人 ...

作者:朱小黄、张岸元

海外债权展期只是权宜之计,较大规模重组可能不可避免。这是我国际金融运作能力面临的一次大考。双边渠道下,应将债务处理的展期、打折、豁免三个阶段,拓展为展期、人民币转换、打折、债转股、豁免五部曲,尽可能保全资产,尽可能让债权减免换取更多其他补偿。通过多边渠道,向国际组织融资,间接保护债权,仍不必可少。

当前很难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,但无论如何,要考虑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问题。海外美元存量债务的人民币转换,或许提供了一个切入点。 

疫情覆盖发展中经济体后,其经济金融冲击及政策应对的三种模式大体明确。我国等东亚经济体,疫情较早得到控制,更多指望迅速复工复产达产,缓和疫情冲击;欧美发达经济体,尚处于依靠财政货币政策撒钱填补产出缺口阶段。发展中经济体处境很不乐观。好消息之一是,糟糕的统计使得“看不到疫情就是没有疫情”成为可能;之二是,这些经济体一产占比较高,农矿业受冲击较小,GDP萎缩程度可能不至于像发达经济体那么严重。坏消息是,这些经济体都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,金融市场普遍欠发达,不具备通过无限制货币和财政资源供给,维系资金链的能力,因此大面积债务违约,社会信用链条断裂,构成重大风险。

该风险不会局限在发展中国家内部,势必蔓延至国际。目前G20财政会议已经就最贫困国家主权债务展期做出安排,一些国家货币也陆续开始对美元大幅贬值。我国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最大债权国,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。

一、巨额对外债权面临风险暴露

过去几年,我国海外投资迅速增长。商务部统计,截至2018年底,中国在一带一路(B&R)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,当年直接投资流量178.9亿美元,年末存量1727.7亿美元。直接投资主要受经济基本面冲击,由于是股权方式,短期资金链冲击尚不至于造成股本重大损失。令人担忧的是债权。据外汇局“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”的数据,我国对65个B&R经济体债务证券投资约156亿美元。更为庞大的是国内银行对其信贷余额。我们看不到这部分的统计数据。有报道称,截至2017年底,中资银行业机构共参与B&R建设相关项目近2700个,累计授信近4000亿美元,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,相关贷款余额约2000亿美元。这其中,多数贷款来自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。有报道称,截至2019年4月,进出口银行B&R执行中项目超过1800个,贷款余额超过万亿元人民币。

综合以上方面情况,估计我国目前对B&R经济体各类债权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。

上述绝大多数不属于主权债务,B&R经济体许多也不是最贫困国家,因此,G20财长会议的展期安排难以覆盖我国债权。事实上,疫情以来,一些国家除向我国提出抗疫相关需求外,已经提出了债务展期乃至减免要求。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,心照不宣、对此乐见其成。我方若不回应,似于情于理不符;若有所回应,一开先例、成为风潮,后续难以招架。这是B&R倡议提出以来,面临的最大考验。

化解债务风险,从渠道上看,有双边和多边两类;从方式上看,包括展期、打折、豁免等。面对如此巨量债务,单一渠道、单一方式显然无法覆盖。

二、双边渠道债务减免应增加缓冲环节

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对外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基石。从结构上看,相关安排呈现“伞形”特征,即,我国在体系中发挥主心骨作用,有关国家主要和我国之间发生双边联系,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、甚至没有联系。这种特征使得我们必须更多通过双边渠道解决债务问题。双边方式的好处是一事一议,具有很强灵活性,可以将债务减免和其他方面补偿挂钩,我方具有较强谈判能力;缺点是容易形成参照范例,难以在不同债务国之间形成平衡。当前债务展期只是提供了时间窗口,下一步的减免一定发生。必须考虑一揽子原则和方案,尽可能保全资产,尽可能让债权损失换取更多其他补偿。我们对此的考虑是:将债务处置的展期、打折、豁免三阶段,拓展为展期、人民币转换、打折、债转股、豁免五部曲。

(一)债务人民币计价转换是打折的前置条件

此次疫情强化了美元的全球地位。新货币理论下,美联储空前扩表。3月,美联储同时与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巴西、墨西哥央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。4月,美联储向各央行提供美债回购窗口。美联储纾解美元流动性全球紧缩的举措,使其俨然越来越像“全球的中央银行”。

笔者多年来一直反对B&R美元融资,因为这一做法增加了沿线国家对外负债中的美元头寸,密切了相关货币与美元的挂钩关系,强化了美元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位。事已至此,只能考虑在债务重组过程中改变局面。应在债务重组过程中,将美元债权转换为人民币计价,降低有关国家的美元需求。人民币计价转换应置于打折之前。因为远期汇率不确定,双边谈判中,彼此都有灵活性。通过汇率方式降低债务国压力,总好过直接打折。

迄今为止,我们没有看到人民币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中发挥重大作用。除了疫情冲击特点因素外,根本原因还在于:此前人民币走出去与资本走出去脱节;国际化的动力,主要不是国家经济金融的现实需求,而是部分金融机构的套利动机。如,大量资金沉积在离岸金融中心,境外投资途径缺乏,助长投机;部分人民币热衷回流套利,外汇管理压力长期存在等。这些问题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,当前也很难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,但无论如何,要考虑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问题。海外美元存量债务的人民币转换,或许提供了一个切入点。

(二)通过债转股引入市场力量减少损失

债转股是国内不良处理的常规做法,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在此领域有大量成功案例。美国财政部在上一轮金融危机救助中持有的资产,经过跨周期平滑后,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。B&R债权本身有投资价值,相信境内外投资者有投资意愿。海外债务种类繁多,大体包括:主权债务、主权担保的对方重大项目债务、有主权担保的买方信贷、境内担保的中资企业海外债务等。除主权债务外,都适用于债转股安排。

境外债权转股权操作的难度显而易见,需要财政、央行、监管和债权机构多方合作。债务转为人民币计价并打折后,其在境内处置的难度将大大降低。财政可考虑通过相关基金接手部分股权。央行可考虑在对方国家有偿债意愿的前提下,采取货币互换等方式,向对方国家央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支持。监管可考虑调整监管指标,为不良出表提供更多便利。

债转股方式不仅能部分实现资产保全,更大意义还在于维持我国市场主体在有关国家的长期商业存在。无论最终股权资产收益如何,总好过债权资产迅速灭失。

三、对国际组织融资可间接保护债权

疫情究竟对全球化有何影响,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;国际组织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作用的评估,各方差别也显而易见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即,当前局面下,除美国外,没有哪个国家急于退群。对我国而言,多边渠道必不可少。预计各主要国际金融组织都将围绕此次疫情,扩大可支配流动性规模,我国不妨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其中。以IMF为例,其可支配流动性主要包括三方面,份额资源、多边借款安排、双边贷款协议和债券购买协议。其中,份额及多边借款安排的借出金额为主要实际出资,从2019年10月公布的财务数据看,IMF总份额约4754.73亿特别提款权及已经借出的“新借款安排”(NAB)117.69亿特别提款权,占负债总额的99%,占总资产的95%。

——份额格局难以改变。2000年以来,美国和日本的份额占比分别稳定在17.5%和6.4%上下,而中国的份额则由3%左右大幅上升至约6.4%。最重要的一次调升,得益于IMF第十四次总检查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的生效。2016年1月,IMF总份额由238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一倍到约4770亿特别提款权。其中,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升至304.83亿特别提款权,占比由约4%上升至6.4%,仅次于美国和日本,位居第三,维持至今。

——多边借款安排相对灵活。基金组织设有两项常备多边借款安排:新借款安排(NAB)和借款总安排(GAB)。目前仍生效的主要是NAB。我国在2009年承诺认购IMF债券320亿特别提款权,在2011年之后被纳入NAB框架。在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中总份额增加一倍的背景下,各方同意相应缩减NAB的规模。2016年NAB的承诺总额从3665亿特别提款权减少到1806亿特别提款权,我国承诺金额比例降至158.6亿特别提款权。截止2019年10月,NAB总额1806亿特别提款权,借出金额117.69亿特别提款权,仅借出金额列于IMF资产负债表负债方,即实际出资;其中我国NAB承诺金额158.6亿特别提款权,借出金额10.38亿特别提款权。

——双边贷款和债券购买协议有扩展空间。上次全球危机爆发以来,IMF签署数个双边贷款协议和债券购买协议,作为份额及NAB之外的第三道防线。目前有效的双边借款协议在2016年框架下签署,此框架下,我国目前承诺购买金额430亿美元,占总承诺金额的约10%;日本承诺购买金额600亿美元,占比约13.7%;美国并没有承诺出资。2020年3月31日,理事会批准了新的双边借款协定三年框架,预计2021年1月1日后总承诺购买金额将增加一倍,达到约1万亿美元。

以上情况梳理有两个结论。一是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不容触动,份额增加非常困难。从2009年我国参与IMF首轮双边借款协议框架,到2011年前后纳入NAB,再到2016年初调升份额,历时近7年,几经周折。第15次审查于2020年2月结束,没有份额增加;第16次审议预计最迟将于2023年12月15日结束。二是份额外的借款渠道众多,资金需求巨大。除上述多边双边渠道外,IMF还设立控灾和减灾信托(CCRT)及减贫和增长信托(PRGT)等专项救助机制。其中,CCRT在2015年2月埃博拉爆发期间成立,并在2020年3月针对新冠疫情修改,补充了捐助者融资和优惠贷款。

参与IMF的融资方案,一方面可以间接保护我海外债权,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全球统一的流动性支持、债务减免标准,共同推动全球抗疫救灾及疫后恢复重建的有序进行。这种情况下,我们不必强求将融资和份额调整挂钩。

四、结语

此前市场高度关注美债风险,起因是对方偿债意愿可能恶意反转。而B&R债权风险,则来自偿债意愿弱化和偿债能力下降两方面。两类债务国,很难说哪个风险更大。疫情发展仍存不确定性。对有关国家的债务展期只是权宜之计,随后较大规模重组可能不可避免。上策是债权资产全部保全,中策是债务人民币化和股权化,下策是打折,下下策是豁免。兹事体大,关乎国民财富,关乎B&R倡议可持续推进,关乎人民币国际化。我们希望极端场景不至发生,希望本文是杞人忧天。

作者简介

朱小黄博士

朱小黄,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;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,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;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;原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、副行长,原中信银行行长、中信集团监事长。朱小黄博士是国内首位银行首席风险官,国内风险研究和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专家。

作者简介

张岸元

经济学博士,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,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,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,南开大学客座教授。曾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从事12年经济金融政策研究工作。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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